大羊宜賓胡同，位于朝內南小街的東側，東總布胡同的北側，呈東西走向，東起寶珠子胡同，西至朝陽門南小街，東端北折，長258米，寬11米；小羊宜賓胡同在大羊一賓的東邊，呈東西走向。東起北總布胡同，西至寶珠子胡同，有支巷通東總布胡同，長150米，寬15米。
大羊宜賓胡同，明朝屬黃華坊，與小羊宜賓胡同統(tǒng)稱楊儀賓胡同。據(jù)《燕都叢考》記載，明皇室貴族的女兒分公主、郡主和縣主三等，皇帝的女兒為公主，親王的女兒稱郡主，郡王的女兒稱縣主。公主、郡主、縣主的丈夫的名稱也各不相同。公主的丈夫稱駙馬，郡主的丈夫稱郡馬，縣主的丈夫稱儀賓。楊儀賓就是一個縣主的女婿，姓楊。因此，楊儀賓胡同的得名應是一個楊姓縣主的女婿在胡同內住。
但楊氏為何人無考。清時，胡同改稱楊夷賓胡同，宣統(tǒng)時胡同東段稱小羊宜賓胡同，西段稱大羊宜賓胡同。民國后沿稱，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豆坑胡同并人大羊宜賓胡同。
近來有些人說大羊宜賓胡同的前身叫“大羊尾巴（讀“以巴”）胡同”，雅化而來。這是錯誤的。其實大羊尾巴胡同是大羊宜賓胡同北側的一條胡同，胡同內約有四分之三的部分為東西直向，略微西高東低，東面的四分之一部分向北拐，整條胡同形狀似羊的尾巴，故名“羊尾巴胡同”。1965年雅化成陽照胡同。
大羊宜賓胡同西口路南是家國營西藥店，據(jù)說民國初年就開業(yè)了。六十年代全國學雷鋒，這家藥店24小時營業(yè)，在全市出了名。在其八小時營業(yè)后關門的16個小時里，關閉的木門中間有扇一尺見方的小玻璃窗，敲幾下，就能從值班售貨員那買到需要的常用藥。
藥店的南面是家私人小人書店，房間有十幾平米，中間有一張“嗑啷棋”方桌。中學生好打“嗑啷棋”，靠墻蹲坐的是看小人書的小學生。現(xiàn)在的80后、90后們大多不知道什么叫“嗑啷棋”了，它就是北京“土造兒”斯諾克臺球，不過打的是圓餅象棋子兒。“嗑啷棋”因聲音而得名，也有“克朗棋”的寫法。
六十年代北京城的一景是在十字路口的繁華處，大多有零售《北京晚報》的小販，每天下午四點多鐘開始賣晚報，三、五百份《北京晚報》不到六點就銷售一空，2分錢一份的《北京晚報》成為那個時代北京人的精神食糧。筆者記得在大羊宜賓胡同有一位老者，無論刮風下雨都準時售報，雨大了就到藥店里避避雨，他家就住大羊宜賓胡同西口。文革中《北京晚報》停辦。文革后《北京晚報》復刊。這位老人又出現(xiàn)在大羊宜賓藥店門口，只不過人已經憔悴多了。
大羊宜賓胡同西口路北是一家三間門臉的蔬菜商店，每年賣冬儲大白菜的時候最熱鬧。菜店北邊是“大眾食堂”，三年困難時期賣過高價饅頭和紅燒肉。現(xiàn)在這家菜店變成一家川味火鍋店。
大羊宜賓胡同的農貿市場，形成于八十年代末，是建國門街道最大的農貿市場，最早是早市，后來發(fā)展呈整條胡同兩邊墻根都是攤位，機動車根本就過不去，但是，方便了周圍居民的購物。2002年大羊宜賓胡同被拆，大羊宜賓胡同的農貿市場也就消失了。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大、小羊宜賓胡同，因“五·四”運動而聞名遐邇。1919年5月4日，為抗議巴黎和會承認日本接管德國在華特權的無理決定，北京學生和市民舉行了大規(guī)模的示威游行。憤怒的游行隊伍，就是從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出發(fā)，穿過大、小羊宜賓胡同，進入前趙家樓胡同，火燒曹汝霖住宅趙家樓。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翻譯家和作家瞿秋白曾住在這里。瞿秋白16歲隨堂兄瞿純白來到北京，就住在堂兄大羊宜賓胡同的家中，在北京大學旁聽了半年。1920年10月他赴俄國考察，1923年從前蘇聯(lián)回國，1月13日到達北京，瞿秋白住在大羊宜賓胡同堂兄瞿純白家中。
瞿純白的住宅位于大羊宜賓胡同東口北側，是一個不算小的宅院，進得大門，左邊是個偏院，左邊第一進是前院，院中植有兩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間隔著堂屋，與瞿純白夫婦的房間相對。右邊第二進的大院周圍有三個小院，分布著廚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秋白經常伏案寫作，睡得很晚，完成了《俄鄉(xiāng)記程》、《赤都心史》等重要作品，宣傳十月革命，報道蘇聯(lián)的真實情況。《國際歌》的歌詞，就是瞿秋白在這時重新翻譯的。在此之前，《國際歌》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但由于譯文不夠確切，而且沒有與原歌的曲譜配譯，都不能歌唱。法文“國際”這個詞，如果譯成中文，只有兩個字，而這個音節(jié)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經過再三琢磨，采用音譯“英特納雄納爾”。這個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大洋宜東西口路北住著筆者一位小學同學，叫趙富。1968年到到內蒙古西烏旗大草原上當牧民了。1970年春節(jié)回京探親，我曾到他家串門，他騎坐在他家門坎上與我聊天。他說天天騎馬習慣了，二腿都羅圈了。他拿出他母親給他新作的褲子，沒有前后正反面，二邊都能穿。他說，天天騎馬，很快褲子里側就磨破了，換個個，把外側改稱里側，能頂二條褲子。嗨，干什么都不易。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宣布與張兆和結婚。婚后，兩人住在西城達子營28號。在28號寓所的老槐樹下，他支起一張紅木小桌，在秋日陽光映照下，創(chuàng)作文學名著《邊城》。
東堂子胡同51號，是沈從文1953年至1980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也是他被歷史誤會的時期住過的宿舍。在這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51號后院的三間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兩間被當做“戰(zhàn)利品”分給了別人。1971年，年近70歲的沈老先生從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費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
房子太小，他只好給李季寫信，請求作協(xié)為夫人張兆和安排住房。這才有了小羊宜賓胡同3號的兩間共19平方米的房子。
當時，沈從文在小羊宜賓胡同3號去吃飯，住宿工作在東堂子胡同51號。
如今小羊宜賓胡同5號的大院子已經沒有了，原址建起二幢16層高樓，為中國作協(xié)的職工宿舍樓，還有中協(xié)賓館。
現(xiàn)今大、小羊宜賓胡同已經漸漸被一座座樓房侵蝕，胡同北面已經成為一座座的樓房，而胡同南面屈指可數(shù)地保留著幾座四合院。由于附近各種旅館和招待所的興起，每天傍晚胡同里都擺滿了各種小吃攤位，環(huán)境漸漸變得讓居民感覺喧鬧。燈影交錯的時刻，這條胡同變得令人越來越陌生了。
一代宗師——意拳創(chuàng)始人王薌齋先生，在北京期間家住大羊宜賓胡同西口1號。
王薌齋，名政和，又名尼寶，字宇僧，晚年自號“矛盾老人”，1885年生于河北深縣魏家林村。自1894年從郭云深大師學習形意拳。因其終年苦修苦練，寒暑不輟，深究拳理，倍受郭老青睞，故盡得郭老畢生拳學之精髓。弱冠之年，已成為一代名師。
1894年，他跟郭云深大師學習形意拳。因其終年苦修苦練，寒暑不輟，深究拳理，倍受郭老青睞，故盡得郭老畢生拳學之精髓。弱冠之年，已成為一代名師。學拳之始，就不拘泥于拳術的派系門戶之見。他認為：我國拳術歷史悠久，不同時期、不同地區(qū)的有成就的拳術家，都具有不同的風格與特長。這正是我國拳術所以源遠流長、繁榮興旺的原因。先生對拳理的著眼點并不是一技、一得的局部學識，他用畢生精力探索和研究拳家學術領域里的真諦。
1907年前后，王薌齋先生為開闊眼界，增長見聞，離師出游。來到北京。1918年后，又前往河南、湖南、湖北、福建，在福州任過武術教官。以后北上，在天津開始講學。在這段時間里，其在大江南北遍訪當時各派著名拳術家。他在河南時，曾到嵩山少林寺訪問當時的“心意拳”（又名形意拳）傳人衡林和尚，并與之切磋技藝。形意拳和心意拳同出一源，因此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先生對少林寺的訪問，具有重大的意義。
20年代中期，王薌齋先生對大量搜集來的第一手材料加以整理、研究之后，創(chuàng)建了“意拳”。這是他多年心血的結晶。意拳的創(chuàng)建無疑是我國傳統(tǒng)武術的一次重大革新。
1928年，王薌齋先生曾赴杭州任全國武術比賽大會的裁判。隨后，他去上海傳授意拳。1938年在北京四存學體育班主持意拳教學。1940年夏，同道友人贊許意拳，并贈名為“大成拳”。王薌齋先生當時不好卻，遂一度將意拳稱為“大成拳”。正如先生所述“友人多試之甜蜜，習之愉快，因僉以大成二字為吾拳，欲卻之而無從也，聽之而已。”此后王薌齋先生又說“學術本無止境，何來大成說”，仍以意拳稱之。
40年代，王薌齋先生曾在當時“北京實報”、“新民報”等到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對我國拳術的觀點、看法以及意拳的鍛煉方法作了詳細的介紹。同其他的學術領域一樣，新生事物的出現(xiàn)，總不免會與守舊的傳統(tǒng)觀念發(fā)生矛盾。王薌齋先生的學說，在我國拳術界也曾引起過較大的震動。在此期間，中外人士特別是我國的武術家們，專門拜訪先生以探討拳術宗旨的人絡繹不絕，拜訪地點在大羊宜賓胡同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