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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東堂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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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北京歷史上哪條胡同名人多,有著近800年歷史的東堂子胡同,應該榜上有名。
        在東堂子胡同留下匆匆歷史腳步的,有清朝的權臣鰲拜、大學士賽尚阿、中國現代醫(yī)學先驅伍連德,民國元勛和教育家蔡元培、文學大師沈從文等。東堂子胡同就像是一條閃耀著歷史光輝的文化長廊,記錄著、展示著珍貴的歷史影像。
        1916年9月,時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部長范源濂邀請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當時的北京大學可不是現在北京大學的樣子。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設立的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則是戊戌變法碩果僅存的產物。
        京師大學堂初辦時,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被稱為老爺。差不多每個學生都雇個當差的。上課鈴響了,當差的得說一聲:請老爺上課。他們讀書不是為了長學問,而是為了日后當官。學堂的監(jiān)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許多人不學無術,可學生認為以后可以做靠山,歡迎得很。
        到了1916年時,京師大學堂雖然早已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但“皇家學院”的衙門氣兒很濃。所以,朋友們勸蔡元培不要去,擔心他“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名聲有礙”。但蔡元培堅持己見:“現在是國家教育創(chuàng)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tǒng)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總統(tǒng)黎元洪的北大校長委任狀。1917年1月4日,正式赴北大就職。據當時正在北大上學的顧頡剛回憶:蔡元培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鞠了一個躬,這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平民校長的風采一進校門就顯露出來了。
        蔡元培被人們稱為“學界泰斗”,官職不低,但他非常儉樸。他在北京供職多年,先后在西城、宣武、東城住過,始終沒有自己購置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的房屋。東堂子胡同33號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的住所。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著手充實教員隊伍,吸收進步學者。蔡元培到任10天,就聘請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相當于現在的文學院院長)。據說經沈尹默的介紹,蔡元培翻閱了10余本《新青年》雜志后,下定決心要聘請陳獨秀。他去陳獨秀暫住的旅舍拜訪時,因陳獨秀習慣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等待著年齡小他一輪的陳獨秀醒來。蔡元培的誠意和胸懷打動了陳獨秀。
        聘請陳獨秀后,1917年8月,經陳獨秀介紹,蔡元培又聘請了胡適擔任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而胡適當時是個博士學位還沒有到手的毛頭小伙子。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蔡元培又聘請了錢玄同任文科教授兼國文研究所教員,鴛鴦蝴蝶派文人劉半農任理預科國文教授兼國文研究所教員,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北京《晨鐘報》編輯李大釗擔任圖書館主任(后任首任館長)。1920年8月,魯迅正式到北大任兼職講師,并為北大設計了校徽。經過一番整頓,全校教師的面貌煥然一新。200多名教員中,教授的平均年齡才30多歲,有的教授只有二十五六歲。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并孕育了五四運動。
        1919年5月3日,時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乘馬車趕往東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訴他北洋政府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當晚,蔡元培召集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代表,到東堂子胡同家中開會,通報消息。學生們群情激憤,把原定5月7日“國恥日”舉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舉行。不夸張地說,東堂子胡同點燃了五四運動最初的星火。
        5月4日火燒趙家樓后,32名學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學生。當晚,蔡元培對學生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我保證在三天之內,把被捕同學營救回來。”
        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被捕學生于5月7日被保釋出獄。蔡元培卻在軍閥政府的壓力下,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辭呈,并給北大師生留下便條:“我倦矣!‘殺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系。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第二天,蔡元培悄然去了天津,后來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辭職引起強烈的社會震蕩,“挽蔡”成了學潮難以平息的一個組成部分。7月,蔡元培答應回校復職。之后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直到1923年1月。
        東堂子胡同,也留下了著名作家沈從文的身影。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好大的北京”。一下火車,站在前門站廣場,車夫就看出他是個鄉(xiāng)下人。于是,他花了兩元錢,稀里糊涂地坐上專門用來拉豬的排子車,住進了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后來又住進前門外楊梅竹斜街的西西會館。
        沈從文當年也屬于“北漂一族”,不名一文,先后在北京沙灘附近的銀閘胡同、北河沿、香山等地小住。
        東堂子胡同51號,是沈從文1953年至1980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也是他被歷史誤會的時期住過的宿舍。在這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51號后院的三間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曾被當作“戰(zhàn)利品”分給了別人。1971年,年近70歲的沈老先生從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費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屋。房子太小,他只好給李季寫信,請求作協為夫人張兆和安排住房。這才有了小羊宜賓胡同19平方米的房子。而東堂子胡同51號的這間小屋,則成為沈從文的“飛地”。屋子的墻壁上、窗欞上,掛滿了中國各朝各代的文物圖樣和文字說明;地上、床上、桌子上,全是書。到了晚上,書躺在躺椅上,他躺在書上。
        東堂子胡同離小羊宜賓胡同有兩里地遠。不管冬夏,一到下午5點左右,沈從文就提著一個帶蓋的小竹籃,回到小羊宜賓胡同的家中吃晚飯,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飯、午飯,帶到東堂子胡同那間小房。
        被譽為“中國社科界百年來最杰出的三大經典學術成果”之一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在東堂子胡同51號,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初步完成的。
        東堂子胡同有著太多的故事,留下過太多歷史名人的足跡。雖然有的名人故居消失了,但他們曾經創(chuàng)造的歷史永遠不會消失。為了今天的人和未來的人,我們一起傳承這些歷史瞬間發(fā)生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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