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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到西晉時期的薊城在石景山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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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到西晉時期的薊城遺址在北京西郊的石景山區(qū),1974年春曾主持北京白云觀西部傳為“薊丘”的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趙其昌先生在其所著的《薊城的探索》一文中說“在上層遺址清除之后,又發(fā)現(xiàn)了殘城墻遺址”,“白云觀西處古城殘垣為南北走向,北端向東轉(zhuǎn),因此這里應是古城的西北角”,“轉(zhuǎn)角處北墻正中,夯土之下,壓住了一座磚室墓葬”,“從墓葬形制與出土器物判定,它是東漢中、晚期墓葬”,“另外北墻北側(cè),仍有兩座東漢磚室墓葬也同時被壓于殘墻夯土之下”,根據(jù)考古學的疊壓關(guān)系,判定墓葬早于城墻,說明東漢之后在這里初筑薊城。趙先生提出,薊城城址應分為前、后兩期,“即東漢以前為一期,暫稱前期薊城,在東漢以后為一期,暫稱后期薊城”,“白云觀西部遺址的發(fā)掘,使后期薊城得以定位,并且證明前期薊城不在這里”。
             北魏時期酈道元所著《水經(jīng)注》中說:“古永定河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nèi)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邱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南朝人為《史記》作的“集解”說:“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可見《水經(jīng)注》中說的“薊縣故城”就是趙其昌所說的“前期薊城”。
              關(guān)于戰(zhàn)國時的薊城情況,燕將樂毅《報燕惠王書》追述自己的功績時說:“破齊都臨淄,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于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于歷室(注:另一說為磨室),齊器設(shè)于寧臺,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史記正義》曰:“燕元英、歷室二宮在幽州薊縣西四十里寧臺之下”。《光緒順天府志》載:”宛平西四十里山底村(石景山東山下村、北辛安,以上二村在永定河東,舊有寧臺、元英、歷室近此)“。《括地志》稱:"碣石宮在寧臺之東"。)
              據(jù)《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云:"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十門"。(《郡國志》是《后漢書》的一部分,《后漢書》記載了王莽末年到漢獻帝遜位期間的200年史事,《郡國志》是這一時期的地理著作)。那么按漢代一尺合今23。1厘米,一步等于六尺,一里等于三百步合今415。8米,經(jīng)過計算可知薊城南北九里合今約3742米,東西七里合今約2910米。
              據(jù)《八一路公交車三十年見證京西變遷》一文稱:“前人在石景山區(qū)古城村前街西頭大影壁西側(cè),發(fā)現(xiàn)“土龍崗”遺跡,在建國后的生產(chǎn)建設(shè)中,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城門基座”。我曾訪問過古城老者,得知所謂的“土龍崗”就是土崗子,南北向長約200米,寬約30米,在今石景山古城西街的位置,但遺跡早已不在,我認為此處可能是薊縣故城的子城的東門和東墻的位置。
               參照以上資料做綜合分析,我認為前期薊城(薊縣故城)在石景山以東、老山以西、小西山以南、永定河以北的地方,此處正好能容下南北3742米,東西2910米的薊城(圖1、圖2、圖3),今北京石景山區(qū)的金頂山(瑯山)應是古代的薊丘,其所處位置符合《水經(jīng)注》關(guān)于薊丘在城內(nèi)西北隅的記載。(關(guān)于金頂山的位置簡介:從石景山蘋果園地鐵北側(cè),穿過金頂山村街道,可登上同一座山,兩個山名并存的金頂山(瑯山)。這座孤零零的山,海拔140.5米。山體由砂、頁巖組成,基巖祼露,風化嚴重,土質(zhì)貧瘠,植被稀疏。山呈“丫”字形,三個山脊分別向南、東和西北延伸,形成三個海拔為108.9米、120.2米和120米的矮峰。山之北有瑯山村、東有瑯山苗圃,南為金頂山村,西為模式口村。)
              唐代詩人陳子昂有《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中有“北登薊丘望”,還有“南登碣石坂”詩句,說明薊丘在北、碣石坂在南。碣石坂即碣石宮后的山坡,碣石宮是燕昭王時齊國賢士鄒衍入燕,昭王筑碣石親師之,《光緒順天府志》載“衙門口村,舊有碣石宮近此”,今衙門口村附近有碣石坪的地名,位置在地鐵八角游樂園站東,其北有小山坡,當是陳子昂登的碣石坂,山坡南當為碣石宮所在地。碣石坪一地在金頂山東南,恰合陳子昂詩中對薊丘在北和碣石坂在南的記載,這樣進一步印證古代的薊丘就是今天的金頂山。薊丘的位置得以確定,可以認定薊縣故城就在金頂山這一帶。陳子昂又有《登薊丘樓送賈兵曹入都》一詩,說明薊丘頂上有樓,今金頂山頂上有日本侵華時期的炮樓遺跡,面積不小,當是薊丘樓處。
              登上金頂山以北的小西山南側(cè)的海拔387米的虎頭山向南俯視,海拔140.5米的金頂山和海拔83米的蘋果園小山以及永定河南岸的鷹山恰好在一條線上,結(jié)合巒頭風水理論,燕王宮當在蘋果園小山的南側(cè),蘋果園小山--龜山(見圖4、圖5、圖6、)高出地面約10米,南北長約70米,東西寬約60米,是個天然的獨立的小山,上面留有日本侵華時期留下的建筑遺跡,這座小山在碣石宮之西稍北,也就是說碣石宮在小山之東稍南,小山的位置比較符合“碣石宮在寧臺之東”的記載,而燕王宮中的元英、歷室二宮在小山的南邊,也符合“元英、歷室在寧臺之下”的記載,那么這里應該就是歷史上的寧臺,由此可見樂毅《報燕惠王書》記載的元英、歷室二宮殿和寧臺、薊丘是薊城中軸線的王宮主要建筑和苑圃。
              從風水學角度講,寧臺是燕王宮風水靠山中的主山,寧臺以北是薊丘(今金頂山),是風水靠山中的少祖山,金頂山以北是虎頭山,是風水靠山中的祖山。祖山、少祖山、主山逐次降低符合“玄武垂頭”之象,燕王宮之南是永定河,由西北向東南流(古時曾在鷹山以北向東北方向流淌),水對岸是鷹山(圖7),海拔約100米,是謂“朱雀案山”,與玄武靠山相照應。子城的主要建筑燕王宮處于玄武靠山和朱雀案山之間,從而構(gòu)成了全城以燕王宮為核心的建筑中軸線,其軸線南偏西于子午線約2度,是子午向,符合古代“面南而王”的朝向。這條以燕王宮為核心的中軸線左右了大城城墻的走向以及街道的走向,王宮后有靠山層巒疊嶂烘托,突顯宮殿的莊嚴壯麗,而且高大的玄武靠山擋住了冬季的西北風,不會使山陽王城的人們直面凜冽的寒風。前有永定河及案山相照,使夏季的南來的熱風經(jīng)過案山阻而上揚以及寬闊的永定河水蒸發(fā)促使空氣濕潤,使在大城生活的人們不至于感受到熱浪滾滾。王城東有老山、八寶山等山護衛(wèi),西有居永定河之扼的石景山、黑頭山、四平山等山,擋住永定河湍流,保護了王城居民安居。由此可見,王城的選址帶有科學性質(zhì)。另外以王宮為核心的王城處于群山環(huán)繞的環(huán)境中央,就像天星中北斗星、北極星的處于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的環(huán)抱一樣,從而突出了王權(quán)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唯我獨尊的王者氣質(zhì)。前期薊城是由子城(也稱王城,王宮在其中)和大城構(gòu)成。城市水源是高梁水。
             大城位于子城(王城)的東部和北部,體現(xiàn)了因地制宜的特點,因為只有此處才適宜于方城的規(guī)劃。《水經(jīng)注》記載:大城東門內(nèi)道左有魏征北將軍劉靖碑,又云:“高梁水首受㶟水于戾陵堰,水自堰枝分,東經(jīng)梁山南,又東北經(jīng)劉靖碑北。”經(jīng)專家研究基本確認戾陵堰在今天的石景山與黑頭山之間或之間的西部,高梁水在黑頭山南、石景山北向東流。我認為因為先有城后有人工河道,從“大城東門內(nèi)道左有劉靖碑”的記載,可知高梁河在城內(nèi)的河道規(guī)劃在東門和西門之間的北部并與之平行,這條河道從石景山以北向東然后向東北方向(由地形圖可知石景山東北有高地,促使河水必然向東北流,見圖1)符合“東經(jīng)梁山南,又東北”的記載,然后河道經(jīng)過大城西門以北自西向東穿過大城,從今蘋果園小山南經(jīng)過,這樣確定了東門和西門以及劉靖碑的位置(見圖1)。在“土龍崗”發(fā)現(xiàn)的城門基址確定了王宮東門、西門(大城西南門)、大城東南門。在中軸線上的金頂山北側(cè)是大城的北門,蘋果園小山之南是王宮的北門,王宮之前開南門。連接北東門和南東門的南北街道從大城中部穿過。薊縣故城的十門的大概位置如圖所示(圖1),這種布局為后期薊城所模仿
              薊縣故城的四至:北城墻在永定河引水渠附近,南城墻在石景山路以南東西一線,東城墻在時代花園西街、石景山體育館西南北一線,西城墻在金頂街西、田順莊西南北一線。
              關(guān)于幽州臺: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著。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那么,幽州臺在那里呢?根據(jù)薊城在漢朝至西晉期間設(shè)有幽州刺史部,因此薊城在漢朝之后又稱幽州城,我認為在薊城內(nèi)只有薊丘(今金頂山)和寧臺(今蘋果園小山)兩處山丘土臺,因此只能是燕昭王時期的寧臺在漢朝之后一度被稱為幽州臺,綜合分析我認為陳子昂所登的幽州臺就是今天的蘋果園小山。
               史料記載劉靖碑是公元294年立于大城(薊城)東門內(nèi)的,說明在西晉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之時燕都薊城還沒有遷移到今廣安門一帶,1965年八寶山出土西晉幽州刺史王浚之妻華芳的墓葬,出土墓志表明華芳去世于307年,其墓“假葬于燕都薊城西二十里”,說明公元307年之前薊城已經(jīng)遷移到廣安門一帶了,查閱西晉藩王年表,晉朝燕國在302年國絕,由此可知,公元295年至302年這七年間燕國第二代燕王司馬幾始建后期薊城,從此,石景山以東的前期薊城淪為故城。為何另建新的薊城,我認為可能是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北京延慶約六級的地震和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夏六月的洪水對薊城造成了破壞,使二代燕王司馬幾下定決心重新選址另建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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