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陜西藍田華胥鎮(zhèn)支家溝村西約500米的灞河東岸二級臺地上，矗立著一座高大的覆斗狀封土，高達 10 米。1994 年版《藍田縣志》記載這座墓的主人是戰(zhàn)國時刺殺秦王的荊軻。封土北望驪山山脈，南與白鹿原隔灞河相對，發(fā)源于驪山山脈的紅河在封土東南方向匯入灞河。封土西北約 5 公里是漢孝文帝霸陵，以北約1 公里有一高凸的山頭狀土丘，當?shù)厝朔Q疙瘩廟。

完成封土解剖后的現(xiàn)場
 
　　為配合西安至商州高速公路建設，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這座高大封土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fā)掘。隨著發(fā)掘清理工作的展開，墓葬神秘的面紗被漸漸揭開，最終確認其為西漢時期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而非世傳的荊軻墓。
 
　　漢代土建精品
 
　　支家溝漢墓規(guī)模巨大的封土作為重要地面遺跡是墓葬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考古隊員在對墓葬周邊進行詳細考古鉆探的基礎上，采用探方法對封土及其周邊進行大面積揭露，發(fā)現(xiàn)了陵園垣墻、車轍、夯墻、祭祀坑等遺跡。
 
　　陵園
 
　　封土的東、北、西三面均發(fā)現(xiàn)有陵園墻垣遺跡，南面為預制橋梁占壓，加之磚廠多年取土，界限難以得知。發(fā)掘所獲均為陵園墻垣基礎部分，東面殘留最長達18米。據(jù)當?shù)匾晃?0多歲的年長者回憶，1950年代這里尚能看到高出地面約 1 米的殘墻，與考古隊發(fā)掘位置相合。推測原陵園東西寬約110米、但南北總長今已無法確定。
 
　　車轍
 
　　車轍為筑墓時所留下的遺跡，主要分布于墓壙北部和東北部，車輪碾壓痕跡依稀可見，輪痕清晰。輪痕大多為南北走向，雙輪碾壓，間距約1.06米，輪痕深淺不一，最深可達0.12米，寬約0.05 米。根據(jù)車轍痕跡判斷分析可知，當時的運輸工具為獨輪車和雙輪車。西部和東部偏南破壞嚴重，保存狀況極差，僅可見零星模糊的車轍痕跡。
 
　　夯墻
 
　　位于封土底部偏西北角的夯墻為五花土版筑而成，南距墓壙開口0.7米。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向分布，剖面呈梯形，墻壁略帶收分，上窄下寬，夯層清晰，夯窩較密集，直徑約6.5、深 0.2 厘米。墻基截面呈梯形，兩側內(nèi)收呈斜坡狀，底部平整，建造于生土之上，土質純凈，上寬0.8、下寬1.2、深0.1米，其做工之規(guī)整細膩，堪稱漢代土建中的精品。
 
　　封土
 
　　位于墓園中部的封土整體為覆斗形，四周呈斜坡狀，因風雨侵蝕及人為因素，現(xiàn)存封土邊長26米 ，發(fā)掘揭示原始封土底部平面呈長方形，地勢北高南低，略呈緩坡狀，其上有層厚約 0.05米左右較為堅硬的踩踏面。南北長44、東西寬40米。經(jīng)對現(xiàn)存封土西南角的解剖觀察可知，封土系平夯加圓夯逐層夯筑，夯層大體呈水平狀，薄厚不均，漢人夯筑時在淺黃色土中著意攙和了質地較為堅硬的褐色泥土（黑壚土），形似現(xiàn)代的“夾心巧克力”——意在提高封土的堅固性。   
 
　　由于自然和人為因素的雙重影響，關中地區(qū)的很多大型漢墓封土已經(jīng)蕩然無存，所以這座墓葬封土解剖中發(fā)現(xiàn)的祭祀坑，就顯得尤為重要而珍貴。祭祀坑位于封土中部偏南，坑口距封土堆頂部5米，西南部因封土下陷而被破壞。大致呈南北向分布，平面呈長方形，長5.4、寬 1.04、深 0.24 米，直壁，底部鋪有一層厚約 0.02 米的淺黃色五花土，并經(jīng)夯實，較為平整。夾雜有少量的繩紋瓦片、動物骨骼、紅色漆皮等物，底部殘留一層厚約0.06 米的木炭堆積，兩端薄，中間厚。出土有銅泡釘1件、銅鏃2件、銅飾8件，其中出土的1件封泥殘塊可辨識出“丞印”二字。
 
　　規(guī)模宏大的墓葬結構
 
　　支家溝漢墓周邊未發(fā)現(xiàn)以往漢代高等級墓葬常見的從葬坑，所有隨葬品以及車馬室均集成于墓葬內(nèi)，除了主墓室的邊箱、車馬室外，隨葬品主要出土于墓道及車馬室夯土臺底部東西兩壁的洞室內(nèi)。總體來看整個墓葬由墓道、前室（車馬室）、主墓室和多達 12 處用于放置隨葬品的洞室組成。墓道南部因開口部距離地面較淺，部分遭到破壞，發(fā)掘時墓道殘長34米，平面北寬南窄，橫剖面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兩壁規(guī)整，收分較大，底部呈10°左右的斜坡狀，上口最寬處9.2米。墓道東壁開鑿有4個洞室，西壁也有2洞室，除EK2（東壁從南向北的第二個洞室）空置無物外，其余均放置著隨葬品。這些洞室的封門應為木質，多已腐朽，但殘留的痕跡依然很明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EK1 出土了一套精美完整的陶器組合，仍保持了當時埋葬時的放置狀態(tài)。
 
　　車馬室
 
　　墓道以北即為車馬室，其構筑方式為先挖成口大底小之豎穴方坑，再筑高2.7 米夯土臺，臺上再以方木和木板建造車馬室。木槨室平面略呈長方形，槨室中部有隔斷分為東、西兩部分，其頂部以方木板呈東西向棚架，東西兩端架于夯土二層臺上，中間搭建于隔斷之上，方木之間以榫卯結構套接。東槨室寬3.2米，內(nèi)填少量淤土及褐色花土，清理出馬骨1具，另出土有車馬器，種類有銅蓋弓帽、銅當盧、銅馬銜鑣等。西槨室寬2.80米，內(nèi)填少量淤土及褐色五花土，內(nèi)出土較多動物骨骼及紅色漆皮及銅車馬器小件，包括銅衡末飾、銅馬銜鑣、銅銜環(huán)鋪首、銅獸面飾等。
 
　　車馬室夯土臺下面東西兩側大體呈對稱性分布著6處壁龕，其中3處未被盜擾依舊保持著埋藏時的狀況，隨葬品放置較為凌亂，出土有陶俑、陶塑牛、馬、羊、陶倉、繭形壺、以及漆器殘片、封泥等。
 
　　主墓室
 
　　車馬室北部為主墓室，之間有封門、夯墻隔斷，系大開挖修建，平面略呈長方形，壁面規(guī)整，收分較大，開口面積約 360 平方米，底距地表深 11 米。東壁有生土二層臺，北壁有四個豎向朽木基槽，四木樁之間的間距為 3~4 米，各木樁下均有一生土臺，東、西壁均殘留朽木槽，推測其作用可能和墓葬建筑過程中的保護設施相關。墓室填土為灰色花土，經(jīng)過逐層粗夯而成，因墓室或因火燒，坍塌，大部分填土結成塊狀，土質堅硬異常。墓室底部低于前室 0.5米，四周均有高0.5米、寬度1.3~1.9米不等的的夯土臺 ( 回廊 )，夯土臺上及墓底均堆積一層厚度約15~25厘米的木炭，清理完木炭后，在墓室中部有東西向6 個柱洞，每排9個，共54個柱洞，在邊緣一排的柱洞底部墊有一塊方磚，中間的柱洞底部墊有一塊方磚和一塊條磚。從發(fā)掘情況來看，應該是先鋪磚，后平鋪一層厚度約 5 厘米的夯土，之上再鋪一層木炭。
 
　　從四邊的夯土臺的解剖情況來看，東、北兩邊在修建墓室時預留有生土臺，后經(jīng)填土夯打平整，西、南邊系人工夯成。墓室四邊的夯土臺上均有棚木修建的木邊廂，邊廂高度約1.3米，內(nèi)置陶俑等隨葬品。從墓室東北夯土臺邊沿殘留的朽木痕跡及墓室內(nèi)殘留的磚底柱洞判斷，主墓室采用的是木槨室無疑，其槨底應為方木搭建于柱洞上，從出土的29 件不規(guī)則玉片來看，應是玉棺的殘留，所以葬具推測應該使用了玉棺，因火焚毀，棺具結構與尺寸不詳、葬式不明。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理墓室時，出土有人頭骨等殘片，初步鑒定應為一成年女性的遺骸。后室內(nèi)隨葬的著衣式陶俑90余件，從殘留跡象觀察，有個別陶俑身上仍附著絲質殘片，土陶罐10余件、封泥1枚、五銖銅錢360余枚，青玉殘片、銅飾、骨飾70余件等。
 
　　劫后遺珍
 
　　支家溝漢墓那巨大的封土，吸引了盜墓者的目光。自古及今，曾遭受過多次的盜掘，發(fā)現(xiàn)至少有 5 處盜洞，西北部一處盜洞出土有唐五代時期盜墓者遺留下的殘損瓷器，而另一處位于墓道東壁的盜洞中則發(fā)現(xiàn)標注生產(chǎn)日期為1996年6月的礦泉水塑料瓶。車馬室上部在發(fā)掘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有埋藏著未曾引爆的電雷管，經(jīng)公安部門排除險情后，才使發(fā)掘得以繼續(xù)。此墓雖然歷經(jīng)劫難，但考古發(fā)掘仍然收獲了大量的珍貴出土物，最難得是隱藏于車馬室夯土臺下的三處壁龕仍舊保持著埋葬時的形態(tài)。
 
　　車馬器
 
　　此次出土遺物3000余件組，以銅質的車馬器為大宗，數(shù)量占比超過85%，品種主要有銅泡、管絡飾、銅環(huán)、蓋弓冒、帶扣、車軎、馬銜、當盧等，以明器居多，也有少數(shù)實用車馬器。數(shù)量不菲的車馬器中，有兩件鎏金車軎刻有“元年右工”銘文，而實用車馬器中的馬銜鑣、當盧等均制作精美，通體鎏金。此外銅質器主要有銅臼、眉刷、量匙、箭鏃、銅錢等，鐵器少量，出土有鋸、錘、臼等，還有部分漆器殘片。
 
　　陶器
 
　　出土器物以陶質器物次之，主要有著衣式男女人物俑、馬、牛、豬、羊、犬、禽類等陶塑動物，以及繭形壺、倉、罐、燈等生活用品。

壁龕陶俑出土現(xiàn)場
 
　　著衣式陶俑均為立姿，采用大約真人三分之一的寫實手法制作，平均高度 55 厘米左右，均泥質灰陶，模制為主，分頭顱、軀干、腿、腳四大段分別制作，而臉部的五官及性器官則加塑刻劃而成，并將鼻、耳等人體竅孔插成很深的孔洞，通過捏、塑、刻等藝術加工，使同一模具中出來的陶俑面貌神態(tài)各異，豐富而生動。據(jù)對殘斷的陶俑觀察，在腿內(nèi)部原應有加強筋，材質已腐朽，形成空洞，材質應為竹木一類，陶俑表面均施橙紅色彩或白彩陶衣，頭發(fā)、眉毛、眼睛、胡須等繪為赭黑色，嘴唇多以朱紅描繪，均經(jīng)過焙燒，故色彩附著較好，雖歷經(jīng)兩千余年，有些陶俑色彩依然鮮艷如初。這些陶俑中可區(qū)分出不同發(fā)式和面部表情，大體可分為男性俑、女性俑和宦者俑三類，通過對比研究，這些著衣式陶俑與漢景帝陽陵所出極為近似。
 
　　陶塑動物中的馬、牛、羊、豬、犬、家禽，形體大，制作逼真，刻畫細膩，均為泥質灰陶，模制，但細節(jié)的部分如耳、口、鼻等部位則加塑并進一步刻畫。長度38~70厘米，高度20~55厘米。
 
　　玉石器
 
　　出土的玉石器數(shù)量較少，但制作精美。玉器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玉片，形狀可分三角形、方形、不規(guī)側形等。其中10件刻有文字，大都由天干加數(shù)字組成，如“寅六”“ 戊十五”“ 申二”等字樣，經(jīng)初步分析，這些玉片當為鑲玉漆棺的殘留。還有一類玉器應為飾品。
 
　　值得注意的是那 5 枚封泥。出自封土祭祀坑的 1 枚封泥，可以識讀出“丞印”二字。出自主墓室的那枚可識別出“內(nèi)者令印”。其余均出自EK6，其中一件可以識讀出“胞□丞印”。除主墓室出土的封泥保存較為完整外，其余均殘缺，且大多字跡不清。
 
　　列侯級別之上的墓主
 
　　從墓葬規(guī)格和出土的隨葬品來看，支家溝大墓主人的身份極為尊貴。首先，墓地的選址非常講究。其位于秦嶺延伸段的橫嶺之上，面向灞河，背靠疙瘩廟，東西兩側有自然形成的寬大沖溝。遠望儼然是一個獨立的山崗，這種擇地現(xiàn)象在已發(fā)掘的七十余座西漢諸侯王墓葬中屢見不鮮。
 
　　其次支家溝漢墓有陵園遺跡，同時封土的遺存相對完整。封土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墓主的身份。鄭玄在注釋《周禮•春官•冢人》的時候引用《漢律》曰 ：“列侯墳高四丈，關內(nèi)侯以下各有等差”。依照孫機先生對漢尺考證，漢代1尺折合今23.1厘米左右，則一丈高約2.31米左右，四丈約合今9.2米左右。雖然發(fā)掘時封土高度為10米左右，但據(jù) 1997 年版的《藍田縣志》記載該墓的封土高度為11米，可見由于人為因素十余年間封土高度有所降低，原始的高度當高于文獻記載的列侯級別封土高度。
 
　　再者車馬室除了大量的車馬明器外，也使用少量實用車馬器和真馬殉葬。鄭灤明先生在《西漢諸侯王墓所見的車馬制度》一文中指出 ：“除少數(shù)身份特殊的列侯外，使用真車馬殉葬應是諸侯王一級的墓葬制度，這種制度主要流行于從文景時期至漢成帝的120年間，而后則被車馬明器的興起所替代。”
 
　　另外，墓葬使用了12處（其中1處空置）位于墓道和前室兩側的壁龕作為外藏坑系統(tǒng)，用于放置各類隨葬品，其中位于墓道部分的壁龕呈非對稱排列，且大小進深也有差別，位于車馬室夯土臺下的則呈現(xiàn)出對稱排列的方式，大小進深也相對統(tǒng)一。這種使用洞室安置隨葬品的方式無論從形制大小還是洞室封門情況均與漢武帝茂陵K26的洞室很相似，二者應該有淵源關系。
 
　　最后從隨葬品來看，EK1中出土的雙魚瓶，不見于以往考古發(fā)掘。雙魚瓶形體較大制作精美，器身刻劃有魚鱗和波折紋，該器出土時與壺、罍同置一處。筆者認為雙魚瓶具有明顯的南方地域特征，可以推測墓主人與南方有地域上的密切聯(lián)系。
 
　　再從出土的繭形壺和封泥來看，所印刻的“大官”“ 丞印”“內(nèi)者令印”“胞印”等官職名，盡載于《漢書•百官公卿表》內(nèi)，皆少府屬官。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yǎng)”，顏師古曰“ 少府以養(yǎng)天子也”。
 
　　由于采用了寫實的制作方法，使我們有幸得以確認其中隨葬的2件著衣式陶俑為宦者俑。據(jù)長年從事西漢帝陵研究的焦南峰先生認為，宦者俑屬西漢皇家專用品，多發(fā)現(xiàn)于關中地區(qū)，除特賜外一般不用于除皇室以外的大臣。宦者俑的出土可以推斷墓主人不但屬于皇室成員而且極有可能來自皇宮大內(nèi)。

出土的宦者俑
 
　　從以上分析來看，雖然墓葬規(guī)模大小似與已發(fā)現(xiàn)的西漢時期諸侯王墓尚有一定差別，但其身份不低于列侯的事實卻昭然若揭。又從出土五銖錢這點來看墓葬時間不會早于漢武帝元狩五年，即前118年。近年發(fā)現(xiàn)的鳳棲原張安世家族墓，是宣帝時期高級別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主墓室使用了磚槨，與支家溝墓葬中僅使用少量磚作為柱礎的情況區(qū)別明顯，這種筑墓材料上的差異，應是墓葬時代差異的表現(xiàn)，大體推斷支家溝漢墓的下限似不會晚至宣帝時期。
 
　　藍田墓葬區(qū)
 
　　《漢書》明確記載葬于藍田，且身份級別符合墓葬出土所示的，有以下兩條 ：《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載景帝時期的廢太子臨江王劉榮，因“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征榮，王恐，自殺。葬藍田……”；二是《漢書•外戚傳》記錄的宣帝時期的霍皇后，“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后十二歲，徙云林館，乃自殺，葬昆吾亭東”。（顏師古注：“昆吾，地名，在藍田。”）依據(jù)史料可知劉榮葬于漢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 148 年），而霍皇后大約葬于宣帝五鳳四年（前54年）前后，前者明顯早于支家溝墓葬年代上限，后者又與依據(jù)發(fā)掘推定的墓葬時間下限不符，所以都應排除在外，墓葬主人當另行推定。
 
　　在這一時間段內(nèi)與藍田有關聯(lián)且身份不低于列侯級別的人，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躍然而出，這便是鄂邑長公主。《漢書》中或稱蓋主、蓋長公主、鄂邑蓋長公主。漢武帝女，昭帝姊，史書中對其生母、丈夫無明確記載，但《漢書•外戚恩澤候表第六》的蓋靖候王信表欄可知鄂邑長公主有一子文信、一孫譚。
 
　　關于鄂邑公主記載較重要的史料，見于《漢書》中的《昭帝紀》、《霍光傳》和《武五子傳》的燕王劉旦傳內(nèi)。其中《昭帝紀》所載最為重要 ：“ 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共養(yǎng)省中”；“（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元鳳元年春，長公主共養(yǎng)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   
 
　　鄂邑長公主在新帝即位之時以昭帝姐姐的身份進入皇宮擔負起撫養(yǎng)幼帝的職責，進而成為昭帝早期政治舞臺上一位顯耀的人物。墓葬出土的眾多供天子享有的少府屬官和高等級隨葬品，如著衣式陶俑、宦者俑、“元年右工”車軎，刻有“大官”的繭形壺、“胞人”、“內(nèi)者令”封泥等，與其“共養(yǎng)省中”特殊身份是相吻合的。
 
　　元鳳元年（公元前 80 年）九月，鄂邑長公主因參與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等人伏殺霍光，“謀危宗廟”事，事敗自殺。出土的兩件車軎中題刻的“元年右工”的“元年”紀年銘，與事件的發(fā)生時間相吻合，即所謂的“元年”當指“元鳳元年”。事發(fā)后，昭帝采取了較為寬宥的做法，赦免了燕王太子建和鄂邑長公主子信等族人，以此類推昭帝必會念及鄂邑長公主撫養(yǎng)之情，準其厚葬，保持其生前享有特殊尊崇，墓葬中眾多出自少府的器物、封泥等即是明證。另一方面，謀亂被誅系突發(fā)事件，所以埋葬過程難免草率匆忙，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未被擾動的 3 處壁龕凌亂的放置情況另一個側面證實這點。而墓葬出土的頭骨碎片的屬于成年女性的初步認定也與鄂邑長公主的身份相吻合。
 
　　《漢書•昭帝紀》應劭注 ：“ 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可知長公主的鄂邑所在位于漢代江夏郡，再據(jù)《漢書•地理志》載 ：“江夏郡，高帝置。屬荊州。鄂，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可知其地大體位于今湖北安陸云夢一帶。墓葬中出土的帶有明顯南方地域色彩的雙魚瓶，推測應源自鄂邑。自昭帝登基后，文獻記載鄂邑長公主曾得到三次較重要的“益封”，其中的一次，也是文獻記載中最后一次益封發(fā)生在元鳳元年春，因鄂邑公主“供養(yǎng)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三次益封中只有元鳳元年的這一次益封明確的記載其湯沐邑的具體地點——藍田。
 
　　選擇藍田支家溝作為鄂邑長公主葬地，推測除了藍田是她的湯沐邑這一主要原因外，還和墓葬所在地獨特的地理地貌條件相關，這種獨立山崗，面水枕山的地貌特點在整個橫嶺分布帶是獨一無二的。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從《漢書》所載的臨江王劉榮和宣帝廢霍皇后死后皆葬藍田的文獻來看，其共同特點，就是生前身份極高，皆為皇室顯貴，而都因為“有問題”被廢，這似乎也預示著藍田有可能是為這類“有問題”的皇室成員專辟的墓葬區(qū)，而鄂邑長公主的情形與前述二人相似。此外，這里恰好也位于秦漢時期關中通往荊楚其封地鄂邑的必經(jīng)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