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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奔馬“馬踏飛燕”竟然有兩件,它的主人留了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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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奔馬“馬踏飛燕”為東漢青銅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肅省武威市雷臺漢墓,除了銅奔馬之外,雷臺墓的銅馬車儀仗隊(duì)也是優(yōu)秀的出土文物。該儀仗隊(duì)有38匹馬、1頭牛、14輛車、17件手持各種兵器的武士俑和29件奴婢牽馬俑,共計99件青銅器。

           銅奔馬又名“馬踏飛燕”、“馬超龍雀”,通高34.5厘米,長45厘米,寬10.1厘米,重7.15公斤。通體由青銅鑄造,呈發(fā)綠古銅色。它形象矯健俊美,馬昂首嘶鳴,軀干壯實(shí),四肢修長,腿蹄輕捷,飛馳向前,三足騰空,一足踏龍雀,其全身的著力點(diǎn)集注于超越飛鳥的一足上,精確地掌握了力學(xué)平衡原理,為我們展示了駿馬騰空奔馳、體態(tài)輕盈的雄姿,真可謂是“龍駒”。古代工匠不忘為馬蹄下的小龍雀刻畫幾筆:飛鳥展翅回首,注目驚視。“銅奔馬”塑造者攝取了奔馬三足騰空、一足超越飛鳥的剎那瞬間,不僅僅有藝術(shù)價值,更具有歷史價值。

      銅奔馬“馬踏飛燕”竟然有兩件,銅奔馬究竟是由誰制作完成的呢?這銅奔馬的主人又是誰?

      從墓葬的形制上來看,雷臺墓的砌磚方法是屬于漢代的。墓葬出土的陶器絕大多數(shù)都是漢代的,在墓中,出土了“四出五銖錢”和鐵鏡,而這二者都是東漢末期鑄造的。另外,出土的幾萬枚錢幣的總的時代特征也是漢代的。
      銅馬上的銘文有“左騎千人”這個官名和“涼州張掖縣”這個建制,在漢代文獻(xiàn)中有記載。由以上因素推斷,雷臺墓的年代應(yīng)該是西漢末期。

      在墓中出土的銅人俑當(dāng)中,有4件女俑背后分別刻有“張氏婢”三字,8件男俑背后都刻有“張氏奴”三字,考古人員還在一只陶碗的底部發(fā)現(xiàn)了“張家奴字益宗” 的六字銘文。由此推斷,墓主人應(yīng)該姓“張”。

      該墓主人生前曾經(jīng)四次被冊封為“將軍”,還兼任過河西四郡之首的武威郡的太守,并多次享有“兩千石以上”的俸祿。

      另外,雷臺墓出土的銅馬上清楚地刻有“張君前夫人”和“張君后夫人”的字樣。在漢代,只有諸侯的妻子才能被稱為“夫人”。這說明墓主人的身份應(yīng)該是諸侯。

      而在清人張澍所著《涼州府志備考》中,唯一于東漢時期在武威(漢時名也稱涼州)兼任太守的諸侯就只有張江一人。

      張江是東漢冀州人,后被封為南陽析侯。另據(jù)《通志》和銅奔馬銘文記載,得知張江當(dāng)時擔(dān)任左騎將軍兼張掖縣長。而涼州是軍事要塞,羌人攻打涼州,必須經(jīng)過張江駐守的張掖峽口。他因多次立有戰(zhàn)功,遂被封為“破羌將軍”,這與古墓出土的銀印“破羌將軍”相符合。

      東漢時,涼州張掖盛產(chǎn)銅,涼州的冶煉技術(shù)也比較發(fā)達(dá)。公元60年,張江由武威太守被封侯后,為感謝效忠漢明帝的知遇之恩,又受到當(dāng)時西漢東門京和東漢馬援將軍進(jìn)獻(xiàn)“名馬式—銅馬法”的啟發(fā),決定向明帝進(jìn)獻(xiàn)銅馬貢品,也就是后來的銅奔馬。

      然而,銅奔馬在董卓攻陷京城時被毀。可誰也沒有想到,原來張江當(dāng)初做了兩套銅奔馬,一套送給明帝,一套自留欣賞,死后也隨他入葬。正是如此,才使得后人能夠一睹當(dāng)年“涼州貢馬”的風(fēng)采。
      可惜除了這件出土的銅奔馬,另一件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我們只能欣賞這件珍藏在甘肅博物館修復(fù)過的造型飄逸的銅奔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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