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陜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件窖藏的唐代銀壺。銀壺為盛酒器。此銀壺造型采用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壺的形狀，壺身為扁圓形，上方一端開有豎筒狀的小壺口，上置覆蓮瓣式壺蓋，蓋頂鉚有一銀環(huán)，環(huán)內套接一條長14厘米的銀鏈與弓狀提梁相連。

　　這是一件唐代銀器中的珍品，造型、紋樣是目前發(fā)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壺腹兩面以模壓的方法分別錘擊出兩匹奮首鼓尾、銜杯匐拜的舞馬形象，骨骼明確、肌肉勻停，簡略而清楚，鬃、尾和頸部飄逸的絲帶用鏨刻技術進行細部加工，線條清晰流暢。浮雕式的馬，富有立體感、動態(tài)感。銀壺通體經拋光處理，銀光锃亮，舞馬及壺蓋、提梁等均鎏金，金銀輝映，富麗堂皇，是唐代錘揲、鏨刻、鎏金工藝的代表作。

　　此壺最耐人尋味的是壺身上的“舞馬銜杯”形象。據宋《負暄雜錄》記載:“中宗時，殿中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于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杯，臥而復起。吐蕃大驚。”根據以上記載，唐中宗養(yǎng)的這些舞馬可以隨著音樂節(jié)拍舞蹈嬉戲，所以使吐蕃人驚訝不已。更有名的是玄宗時期的舞馬。當時宮廷中馴養(yǎng)了好幾百匹舞馬，玄宗經常親臨訓練場觀看或親自訓練。這些舞馬被分成左右兩部，每逢八月五日玄宗生日（即“千秋節(jié)”），便在興慶宮的勤政、花萼兩樓下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并以舞馬助興。這時，舞馬披金戴銀，在《傾杯樂》的節(jié)拍中躍然起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jié)，舞姿翩翩。高潮時，舞馬則躍上三層高的板床上旋轉如飛。有時，還讓壯士把床舉起，讓馬在床上表演各種驚險奇妙的舞姿。曲終時，舞馬口銜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壽，“屈膝銜杯赴節(jié)，傾心獻壽無疆”。唐代農學家陸龜蒙則在詩中描寫了舞馬的另一面：“曲終似邀君王寵，回望紅樓不敢啼。”銀壺上“舞馬銜杯”的形象，表現的正是曲終銜杯祝壽的生動情景，與當時的詩文奇妙呼應，帶給人們對唐代宮廷盛會熱烈場面的遐想。

　　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爆發(fā)，安祿山、史思明于第二年攻陷長安，玄宗倉皇出逃，宮廷舞馬也散落民間。由于安祿山曾多次入朝見過舞馬祝壽的盛況，因此，入京后擄掠了數十匹舞馬帶回范陽。安祿山敗亡后，舞馬轉歸投降唐軍的大將田承嗣所有，但把它們當作一般的戰(zhàn)馬飼養(yǎng)。一天，軍中宴樂，隨著陣陣鼓樂聲起，這些舞馬也習慣性地應節(jié)跳躍起舞，田承嗣以為是馬怪，竟命軍士將其鞭撻而死。大唐王朝因遭遇戰(zhàn)亂重創(chuàng)，走上了風雨飄搖的衰落之路。從此，舞馬祝壽這一獨特的宮廷娛樂形式也從中國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了。

　　舞馬的盛衰，伴隨著唐王朝的盛衰，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也是唐代社會發(fā)展的一個縮影。皮囊式壺是契丹文化的典型器物。契丹是我國北方的少數民族之一，有唐一代，與唐王朝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契丹人從漢族那里學到了許多先進的生產技術，契丹文化也被中原吸收、融合。這件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在唐都長安的出土，展示了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的融合，正是漢族和契丹等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明證。

唐代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通高14.8厘米，重549克，陜西歷史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