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窯青瓷以秘色瓷而聞名中國瓷器收藏市場，所以收藏越窯瓷器要懂得鑒定。越窯瓷器的鑒定必須掌握五大要素。這就是制品的造型與紋飾、裝飾藝術與方法、釉色與胎體、銘文與款識五個方面。
1、 器物造型與紋飾
造型與紋飾兩者密不可分，是鑒定越窯瓷器的關鍵，再結合釉、胎、支燒工藝和款銘更為精確。
唐代越窯的造型，從總體上看廓線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從早期越窯的深腹型，逐步演變?yōu)槌ǹ冢ǔ蘅冢⑿备沟臏\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時，假圈足中挖一個小淺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稱玉璧底，同時開始出現(xiàn)矮圈足的環(huán)底碗。晚唐時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環(huán)底外，而且出現(xiàn)了端巧美觀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與缺口相對位置壓有突筋。總之從底足的變化，發(fā)展到口沿的變化，使碗的造型輕巧端雅，線條流暢美觀。
越窯早期的標準器，陜西禮泉縣唐龍朔三年（663）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條筋，矮圈足。河南偃師杏園大歷十三年（778）墓出土的魚紋碗，在碗的內底刻繪一條游躍的魚，自由流利、活潑可愛。寧波和義路唐代遺址元和朝（806～820）文化層中出土大碗（洗）內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類的器內刻劃各類荷花、朵花、模印鶴、魚等動物，形象生動活潑。“大中二年”云鶴紋“壽”字碗，與其共存的器物，成為鑒定的標準器。
壺類，從初唐開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窯的盤口壺，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器型有碩大豐滿變?yōu)槭菅判沱悺５搅酥刑圃统瘯r，壺的盤口消失，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時出現(xiàn)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帶狀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爾后也有平底變?yōu)榘ψ恪＿@類造型的壺，文獻上常常稱為注子，即執(zhí)壺。所以說由早期越窯的壺，到中唐元和朝時演化為注子，這是壺造型變革的轉折點，也是執(zhí)壺的造型與早期越窯的壺，造型完全變了一個面貌。
晚唐時期，越窯執(zhí)壺，造型的基本格調不變，具體的線條變化多姿，使人感覺器形豐富多彩。僅舉唐大中朝執(zhí)壺器形為例，這時有鳳頭執(zhí)壺、帶流的瓜棱壺，筒口、雙系、圈足壺，喇叭口、瓜棱、圈足執(zhí)壺等。在唐代所有執(zhí)壺中，惟獨"會昌七年改為大中元年"刻花執(zhí)壺（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標準器，這類刻花，恰恰與寧波市和義路唐代“大中二年”、“壽”字紋碗地層，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盤的紋樣，似出一人之手。
唐罌，在鑒定中有三類：
第一類，是以“元和拾肆年”銘罌為代表，特點是在頸部堆刻、戳龍紋，頸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銘文。另一件蟠龍四系特別長，按于頸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動的蟠龍。
第二類，是線刻龍紋罌。蟠龍從頸中部到腹中，通體滿布。
第三類，出于晚唐（901）墓中的褐彩云紋罌。這類罌從罌蓋到罌身，通體繪了褐彩的云紋，精致、工整、其繪法、色彩與唐天復元年（901）墓出土的褐彩云紋缽形燈一樣。這類褐彩云紋罌在五代時期，錢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時，執(zhí)壺有三種形式。第一類，整個造型似一個倒掛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觀。第二類，以東錢湖窯場出土為例，執(zhí)壺制作極為講究，不但造型規(guī)整秀麗，而且器身上刻著流利的云氣、飛鶴及花卉。。特點之一圓嘴、扁帶狀把。執(zhí)壺上“開光”出現(xiàn)于五代天福６年（941）。第三類，圓嘴、筒頸、鼓腹、圈足、扁帶把，素面。
北宋前期，執(zhí)壺承五代之“開光”在越窯中時常出現(xiàn)，出土于公元995年墓的“人物坐飲圖”執(zhí)壺，不但有相對的年代，而且在執(zhí)壺腹部，四周線刻人物坐飲圖，也就是把書畫上的畫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這屬于首創(chuàng)。這種人物坐飲圖，神仙活動圖等執(zhí)壺殘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窯址中，均有出土。為北宋前期（有學者劃入吳越時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為我們鑒定提供了樣品。
北宋中期，流行雙線開光，在開光內劃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執(zhí)壺的造型雖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制作粗糙，頸肩連接處與腹底圈足連接處，往往不大規(guī)整。燒成后，由于制作沒有像北宋前期規(guī)范端正，因此斷脫明顯。
晚唐時，大中朝生產的盞與托具，造型為最美。與“大中二年”銘碗共存的荷花盞，口作五缺，盞內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葉狀，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這種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蕩漾的水面上。
五代時，托具的沿與托臺以素面為多，盞則花口、撇圈足，以青綠釉為多。北宋盞，花口內線刻連環(huán)紋或四荷連環(huán)紋，托具的托臺高突、托盤沿上線刻蜂花紋。和統(tǒng)十三年（995）墓出土的盞托具就是一個標準器。
盤，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為淺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為主，釉色為青黃占多數(shù)。中唐開始，出現(xiàn)矮圈足與玉璧底。晚唐時品種增多，常見有玉璧底刻花盤，圈足劃花盤，委角盤和花口盤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門寺地宮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盤是標準器。五代時出現(xiàn)方形委角迭盤，盤身有鏤孔，此種盤最早為天福六年（錢氏墓出土）。北宋時紀年的花口牡丹紋盤、花口雙蝶紋盤、花口菊團紋盤、鸚鵡紋盤、龜荷紋盤、丁字款盤以及咸平元年（1000）墓出土的龍紋大盤等，均為鑒定對照的標準器。
水盂，初中唐時期多為素面。晚唐出現(xiàn)四蹄足，五代，有刻蓮瓣水盂。北宋時水盂四周“開光”，內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圓。晚唐時品種極為豐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蓋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紋樣以刻花為主。北宋咸平三年（1000）出現(xiàn)云鶴紋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紋飾有鳳凰、牡丹、雙蝶、鸚鵡、菊花等。
２、 裝燒工藝的特點
在鑒定中，辨別器物的裝燒工藝，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每個窯口，裝燒工藝除共性外，還有其獨特的個性，就越窯的裝燒工藝而言，恰恰為我們鑒定提供了可靠的，明顯的依據。
裝燒工藝，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窯的明火迭燒工藝，中唐元和朝發(fā)明匣缽裝燒，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說是一次裝燒工藝的革命。越窯的匣燒工藝，不僅僅促使產量提高，而且使越窯燒制的制品質量，上了一個歷史性的新臺階。???
匣燒工藝，使制品帶來的質量提高，有二個明顯的特點：（１）早期越窯出現(xiàn)的器內支燒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燒后，從此器內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內光潔美觀。這個特征斷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２）匣燒工藝燒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應該有支燒泥點的印痕。這個印痕的大小與形式，對我們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
初唐時不用匣缽，明火迭燒，使用的間隔窯具碩大，所用泥點分隔顆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燒工藝，用薄形間隔具，因此，泥點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狀更為好看的松子狀泥點，排列細密。這在圓形墊具上，遺留的印痕就是例證。匣燒的玉璧底碗、盤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紅色顆粒狀遺痕，這種遺痕是胎體中氧化鐵的反映。
五代時期，越窯生產器皿不但品種豐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綠。在間隔窯具制作上，也應物制宜，極其規(guī)整，所遺留的泥點、支燒印痕也與晚唐時期大不一樣。這與五代時，在匣內裝燒中采用了扁平、扁餅形式間隔具分不開。因為扁平，散布的泥點多呈松子狀，排列有規(guī)律，這一現(xiàn)象，一直持續(xù)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東錢湖與上虞的典型窯址遺存，與紀年器物支燒泥點，表明泥點已演化為條形，這種形式的泥點印痕，在盤、碗、盒、罐一類制品底部，一般四條、五條不等，中間有空隙，這種支燒印痕的時代，在吳越開運朝后還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窯匣燒工藝發(fā)達，各窯場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規(guī)格的墊圈（環(huán)）及扁平（圓）形或環(huán)形的間隔窯具，因此，在各類器物外底中，遺留了長條形的泥點，排列緊密，有的近似相連，從大量紀年器底，遺留的印痕，表明它們應是北宋前期之物。紀年的秘色瓷，匣燒工藝特別講究，所以在支燒的過程中，泥點也與眾不同。像“太平戊寅”紀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窯址中，見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盤，支燒印痕還是條形的。
總之，在鑒定中，要十分重視和注意泥點的變化與特征。支燒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窯都有，像全國著名的湖南唐長沙窯，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盤子的盤心與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論是迭燒、匣燒，在底部均不需要泥點間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點支燒印痕。這為我們鑒定該窯器物，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依據。
３、 胎骨識別與釉色
釉色不但與釉料化學組成成分有關，而且也與窯爐中燒成氣氛切切相關。
初唐，越窯雖然在窯爐結構上，獲得了改善。但燒造中，一部分還原焰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還原焰或氧化焰燒成，呈色便為青中泛黃或米黃色。
中唐，匣燒使呈色青為多。由于配料差異與窯爐氣氛差別，所以呈色也有變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燒，使釉色大為改觀，加上窯爐燒造技術的改進，使窯溫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為多。“貢窯”所使用的匣燒，其質量達到極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類玉”，晶瑩滋潤。
五代北宋時期，大批“貢瓷”色澤以青綠色為主，釉色光潤。民用瓷亦以青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則變成青灰了。
從鑒定角度看，初唐時期絕對不可能有湖綠色的色澤，因此湖綠色釉，首先應考慮，屬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黃或米黃的色澤應考慮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時期的作品。當然這是一般的共性，有時特殊的個別例子，也不能排除，還得靠鑒定者綜合研究。
越窯胎質，由于所用瓷土含鐵量較高，所呈色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窯制品，胎體呈色，絕不可能像龍泉窯那麼白，也不可能像長沙窯、婺州窯那麼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體上施化妝土的工藝。這些情況對我們鑒定，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遺址中出土的標本，釉色很接近越窯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體呈白色，有人認為是越器，這種失誤也要防止的。
４、 款識銘文的研究
款識，指在瓷器上書寫的文字。銘文主要有紀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類銘款，對我們鑒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幫助，有時候還可推知精確的年代；有絕對年代與相對年代的銘文瓷器，是我們鑒定中的標準器物。
目前越窯銘文器類，大多為晚唐時期。有雙魚模印王字碗、云鶴紋模印“壽”字和“大中二年”紀年碗，各式墓志罐，罌、罐、瓶等，此外還有執(zhí)壺、盤、缽、碗、凈水瓶、香熏、硯臺、器蓋等。
唐代銘文大多書刻于胎體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書等。銘文內容可分：
作坊名稱類，有利記、上（尚）記等；姓氏類，有馬、利、陳、大、俞、王、朱、上（尚）、李、劉、仙、方、泮、涂等；姓名類，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貢（品）窯類，有貢、方者貢，官、殯于當保貢窯之北山……等；
標價類，有金十九，價值一千文等；制品記名類，有慶擂燒、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數(shù)字類，有四、七等；祝愿類，有壽、漸（健）康等；紀年類，有元和拾肆年、長慶三年、太和八年、會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啟三年、光化三年、天復元年等；墓志類，數(shù)量特多。
吳越時期越器上銘文：
??? 銘文器以碗為多。大多以線刻為主，也有模印。銘文書刻部位，碗、盤、盞、碟類，以外底為多，少數(shù)刻于器壁。瓶、罐類肩部為多見，其中荷葉龜紋器物，則書于龜背之中心。
姓（名）氏類，有羅錫、章、王、紅、徐、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稱類，有項記、阮記、柴記等； 貢（瓷）窯類，有官、官樣、窯務、供、內、表等；支干年號類，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類等；地名類，有下林鄉(xiāng)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類，有朱伯遠作等；紀年（紀月）類，有龍德二年，太平丁丑、□月初六、七月十九日記等；墓志類，有龍德二年墓志罐等；廟宇有關類，有周藥廟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廟等；數(shù)字類，有八等；方位類，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時期銘文：
北宋銘文大多為書刻，僅一例器內墨書。部位多在隱蔽部分。
姓（名）氏類，有羅軍、魏仁皓、項、陳、里、馬、永、千、上等；作坊名稱類，有里方記等；干支年號類，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貢（瓷）窯類，有供、內等；地名類，有越州上虞上山鄉(xiāng)，會稽等；數(shù)字類，有六、一個等；窯名類，有上虞窯、長山窯等；紀年類，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豐二年、元符三年、紹圣五年等；題名類，有造此硯子東海記、項□造糧罌瓶、弟子□□□ 舍入觀音院等；吉祥語類，有天下太平、延福長壽等
